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作为人类的普遍原则越来越为人所接受。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已经建立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特别是前共X党国家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要想得到充分的发展，必然要接受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中国，我们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在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我们要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必然要面对经济和政治在转轨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沉着做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思考和东欧及独联体国家不同，我们所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鉴于大多数转轨国家在激进社会改革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转轨改革方式。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杜绝出现类似的错误，而且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改革，我们也要借鉴他们在改革过程中的好的经验。去应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挑战。
一：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制度的重新确立。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的左右下，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严格控制的公有制，甚至出现人I民公社这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畸形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我们又重新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不否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所有制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经济制度的确立仍没有给予私有制以正当的和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它已经无法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当然无论是从令人头痛的意识形态考虑还是社会主义的自身性质，我们都无法和不能否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地位，但是公用制的主体地位并不能代表起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到了主体作用。在多年的计划体制的束缚下，我们造就了世界上最落后最无效的经济。除去在垄断行业的因素，公有制的作用还远远比不上只有二十几年寿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人所批判的的私有经济及其本质相同但更先进的外资经济。而后者正是当代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催化剂。在公有制内部，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以及低效率问题已经严重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风险，而农村的土地经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后的八十年代又过一段发展，而现在则是危机重重。即使是长期不被所谓的“马氏”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集体经济，除了在八十年代捧出“苏南经济”模式而红火一阵外，最终败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下。而其当年发达的集体经济现在除了满足当地的就业压力外，毫无活力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继续深入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再受僵硬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再向无辜的私有经济戴大帽子了，我们应该坚持对公有制的深层改革。只要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硬性分割所有制和规定各所有制的性质毫无意义而言。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民间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些作用在公有制特别是国企在短时间内所不能完成的。尽管在短期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和阶层的分化（这些我将进一步阐说），相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皆穷的境况莫不是巨大的飞跃。而过去公有制改革所实验出的集体经济，虽然也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严格意义上说，我认为根本就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即使在宪法规定下，基层政府也无权使用人I民的资金，除非在完全意义上的民众自愿，否则基层政府的市场运作就有越权之嫌。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主体只能是它的参与者而非监督者——政府。所以，现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所有制。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督者，有必要也有义务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淘汰落后的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适应发达市场经济的先进所有制制度，。
二：改革道路上的“三农”关。
无论是前任朱容基总理，还是现在的有农业背景的温氏政府，无不对我国现在的“三农”问题痛心疾首。湖北省监利的一个普通的乡党委书记，因为上书总理 “三农”问题而全国闻名。可见在中国国民经济繁荣的背后，农业潜伏着多么大的危险。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微不足道，但是农业作为新中国经济的母乳，其重要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必须得到最大的关注，这也是我将“三农”问题放在第二讨论的原因。新中国建立后，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也部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政府依靠残酷剥夺农业的产值来发展经济。几十年来，我们的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直至今日，农民兄弟仍默默忍受着工业对农业的巨大剪刀差。在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会对农业进行补贴，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现金我国农业的危险局面，绝不能归咎于农民兄弟的懒惰与无能，只能是我们自己政府的责任，而也必须由政府负责。至少在我的观察中，农业真的到了无法发展的境地了。农民除非是外出打工，否则单纯依靠农业收入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而在农村，除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外，他们还要面对基层政府的压迫和尖锐的阶层分化问题。这些共同构件的农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头号问题。朱容基总理已经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如税费改革和粮食收购改革。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在于产权不明的问题，农民只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而脆弱的使用权又容易被专横的地方政府所剥夺。所以朱总理的改革只是涉及到一些皮毛而已。对于他的继任者温XX总理，我相信以他的农业背景，肯定能意识到农业的根本问题并对之进行实质的改革。我的期望是，
首先最根本的是对产权进行改革，使产权明晰。不能死守计划体制下的土地国有政策。既然国企改革可以出售国企，为什么政府非得独占土地的所有权，而不将其归还给其实际主人农民手里呢？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落实土地产权的同时，也应指定相应的土地产权法律。禁止土地的买卖，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别人使用，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不得变化，这就防止了在农村的土地兼并以至导致社会动乱。
其次，要中国的城市居民向农民还债。国家完全免除农民的税费，其在财政上的损失可以由城市居民承担。在农业现行体制下，单纯的结构调整，农民的增收还是没有指望，而只有解除农民发展的负担，使其由初始基本进行发展。
再者就是涉及到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就是逐步取消农村的乡镇级政府，而逐步就是不能激进，要先在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再推广到落后地区。并且弱化农村的集体权力，我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之说，而在西方国家的乡村自治管理，其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只能达到市级。这项改革，可以减少大批的冗员，并且直接减少农民受到的基层政府的压迫。同时也要建立公共事业服务组织和相应的联系机构，负责农村事物的组织，而非过去的政府的强行监督和硬性规划。我们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大包干”曾出现过农业的飞跃发展，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加大对农业的关住，推动农业的第二次巨大飞跃。
三：新经济下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
像我这么大的年龄，是无法想象我们的前辈们所生活过的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我曾看过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中国》，他对当时的社会有具体的描述，我也不禁对当时人I民的生活状况感到万分惊讶。，相信年长的老师可能对往事留有记忆。尽管今日无论那个人是如何的仇富，对富人如何的咬牙切齿，他也不愿在回到当时那个社会下去生存。对于以前的“一大二公”的社会，无论当时的喉舌是如何的赞美，我们新时代的公民都应该坚决摒弃。
我们进行改革开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面对曾被我们愤怒声讨的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我相信邓小平是伟人，并不是我认为他在经济上究竟有多大的才能，而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家领导者，第一次提出了“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将之付诸实施的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不会让每个人在竞争中都成为成功者。除去不正当的制服手段，即使在同样的竞争条件下，也会因为个人能力和机遇的差异而使原来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出现分化，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我极力回避使用“阶级”而替用“阶层”，就是不想国人在这一字之差上在造出多少无意义的争论。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分化是完全正常和必然的，但是在的中国，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要严重的多，而境内外的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这种分化正在加剧。我国法制的不健全，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便不时的发作几次，山西的“李海仓案”就是一例。不可否认，像大多数转轨国家一样，少数民间企业家在其发家过程中的确不那么光彩，但是民众所真正仇恨的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腐败管理者和滥用权力致富的官员及其裙带下的太子党，而这些人因为掌管着巨大的公权力，所以民众只能将愤怒发泄到无辜和脆弱的私营企业家身上。甚至在少部分“遗老左王”的教唆下，无助的民众将愤恨倾撒到改革开放上，竟然回忆起毛氏时代的平均主义来。而这种仇恨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无健全法制的保障下，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乱。我认为这是仅次于“三农”问题的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相对与全力发展经济来说，政府在这方面的注意力显然不够。在“八九”动乱以后。政府的注意力放在“反资产阶级自I由化”和惩治官员的腐败上。新一届的政府可能回在这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注意力。严肃认识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不能采取强力阻止它的发生。而是进行引导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税收差额对财富进行社会的再分配，加强税收的依法合理征收，防止人为特别是富人偷漏税。在财政上上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和补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社会得到协调发展。而在现时中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对国企老板和政府官员的监管，为民众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再使公权力去破坏社会的正常发展。在我国基尼系数接近危险值的情况下，这种必要性尤为紧迫。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革，我们都要遵守一个曾废弃多年的基本道德原则——善待富人。
四：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的危机与完善。解决所有制、“三农”以及阶层分化和财富分配问题，只是为今后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如果其他条件不具备，则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会长远，甚至会前功尽弃。所以要想经济能够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同时要解决好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第一：人口压力和就业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但每年的新生人口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现在已经无人再相信荒唐的 “人多力量大”的谬论了，但错误已经犯过，就只能是让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也将是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大负担之一。我们的农村已经富余了几亿劳动力，而在城市，因为国企的改革，造成了大量的下岗职工。我认为在计划生育上，政府的职能已经得到最大的发挥，而现在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就业问题上了，现今失业问题的严重，责任不在社会为未提供足够的岗位，而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立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要靠社会的群体力量，社会应该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关注，而后者有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正常社会的发展应该照顾到最大群体的利益，而不是造成认为的对少数群体的漠视。
第二：教育科技问题和人才流失。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曾创造了世界上的教育奇迹，在科技发展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世界进行新技术革命时，我们却将宝贵的发展时间浪费在可憎的内斗上。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的现今教育水平和科技实力实在不容乐观，我们的高等教育甚至远远落后于印度，而我们的科学家院士，真正有实力的能有多少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发达国家的生产车间。但是实力并不只靠口号喊出来的。朱容基总理对教育的漠视是他最为人所诟病的施政污点。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的精英，最后被美国全数收割走。而这种人才流失最让人痛心，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谴责大学生的忘本和不爱国。他们也会在北约轰炸我大使馆后满街的示威游行，只不过骂完美国人之后，毕业来临时，还是觉得美国似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说他们无情吗？只要祖国的需要或是有优势吸引他们回来，他们也会义不容辞的回来尽力的，曾经有人呼吁禁止大学生出国，但是若真的这样，人才在他不能发挥的地方，只会是对人才的更大的浪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改善国内的人才发展环境，特别要注重高科技的发展和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不能因为某个学者写几篇抄袭文章或大批判性质的文章就给他评个院士当。只有占据新科技的前沿，才能在新世纪的新经济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能源压力和环境压力。
估计现在很少有人能记得五十年代的“大炼钢”运动，那次荒唐拙劣的政治表演除了炼出一大堆废铁废钢外，还消灭了无法记数的树，直至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机器恶劣的影响。如果五十年代的人是因为政治狂热而做错事可以谅解，那么在新世纪，我们仍在做这些自掘坟墓的事，那就是不可原谅了。但现实正是如此，我们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着宝贵的能源和破坏着脆弱的环境。，我国现在的能源消耗已经在世界前列，而我们的单位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我们自诩的地大物博的祖国，也已经无法承受我们的消耗了。我们必须要改善生产技术，节约宝贵的能源，使对有限能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同样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多少是以牺牲环境的代价而做出的，我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在我的眼中，居然没有见到一条河水清澈的河流。对于环境问题，政府也是心急如焚，对以前的政策失误痛心疾首。我认为，在环保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发达国家，他们也与过严重的环境污染，但后来无不得到有效的治理。随着环境压力的逐步增大，我们已经没时间在浪费了，否则真是愧对子孙。
五：政治体制的改革。
作为一名大学生，对我国的政治改革当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八九”学运之后，对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基本上已经完全陷入了停滞。而我们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的极权政治体制仍为文明国际上所指责，除去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之外，他们的指责还是不能一概否定的。计划经济之所以会输给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资源配置上和生产力上的无效率，其维系基础的计划极权政治体制落后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于真正的市场经济来说，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的竞争和分散的决策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必须完全透明的，不存在当权者和拥有和决策者良好关系的人在竞争上占有任何的优势。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建立发达的完善的优势运行经济作为发展的模式，相应的我们必须同时也应建立健全的法治社会。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说，使经济就是民主经济，这个词和自I由一样，在当今中国好像没有它本来的意思。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我们中国，除去极少数的食古不化的“左王”外，相信社会包括所有的大学生都不会再囿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和民主保驾护航。而在市场经济下，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必须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和理性判断。在上世纪胡耀邦主政时，曾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是后来因为“反资产阶级自I由化”而中途夭折。其后的几届政府，在政治改革上都小心翼翼，没有深层的改革。即使是后来朱容基总理的精简冗员和乡村基层直选，也只是动皮毛而无伤胫骨。而外界对于新一届的胡XX政府的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期望，也因为胡主席的“七-一”讲话而破灭，讲话只是强调了他的前任江主席的“三个代表”思想。不论现任政府的沉稳有多大的深层原因或是苦衷，但是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政治改革对现行的落后政治体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现行体制脱胎于计划体制，其僵硬的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可能会勉强维持，但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其弊端便暴露无疑。当今社会严重的官员腐败、司法腐败以及决策失误等问题可以完全归咎于僵化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但是就在他们的制度下，官员受到真正的制约。反观我们的官员体制，其制约的功能只在上级官员手里，这就必然会造成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对于治理中国达五十多年的中国共X党来说，管理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民众的素质和国家的国情，我们不会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实行多党制，但是为了顺应世界的潮流，应该改变党对国家的管理方式，而执政党也必须加快自身的转变，由先前的革命党转化为全民执政党。我们应该坚持胡耀邦总书记的党政分开的改革，党负责对政府的监督，而政府的具体事务党不必进行参与。再就是实行新闻自I由，开放报禁，允许民间自I由办媒体，使新闻媒体能真正成为第四权，起到监督政府和执政党的作用。还要以基层直接选举为起点，逐步在市级和省级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淡化党的组织部门的选干作用。要尽快建立独立的拥有高度尊严的司法制度，健全国内的法治环境，以真正杜绝官员的腐败现象。一相情愿的吹嘘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只能是自欺欺人。民主、自I由才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而因为少数人的利益坚持固有的落后集权政治体制，总有一天会葬送我们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不能埋头于学习和无聊的虚幻之中，应该关注于祖国的发展。社会进步是一项巨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有理由为祖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而骄傲，但是我们也要冷静的看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祖国的发展不会永远是一帆风顺，只有我们沉着应对各种危机，着力解决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利因素，我们的发展才能长远。而在我做出这些分析和建议后，我可以在很多同学在入党申请书或是思想汇报上写着令人恶心的话语时，充满自信的引用马克思的一句经典名言告诉自己：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